简论电力市场模式的选择,关于电改的10点建议

来源:http://www.gzxjl.com 作者:www.bifa740.com 人气:106 发布时间:2019-08-02
摘要:形势,已不支持既有发展方式。 改革是文明更迭的历程。文明的内核是一个依存结构,常常表现为一种有序竞出的发现机制,告诉我们哪种性状可以在特定的场合生存得更好。时代的变

形势,已不支持既有发展方式。

改革是文明更迭的历程。文明的内核是一个依存结构,常常表现为一种有序竞出的发现机制,告诉我们哪种性状可以在特定的场合生存得更好。时代的变化,改变了生存的成本,上一轮文明形成的依存结构,由成本洼地变成了成本高地,催生出新的更低成本的变异结构,凭借成本优势形成激励通道,不断吸引汇聚更多的资源,进而构建更高文明形态的依存结构。改革就是要顺应大势,掌控好两个依存结构的边界,哺育并构筑激励通道,把资源从旧的依存结构有序引注到新的依存结构中。

近年来,电力市场建设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不过电力市场模式仍十分模糊,电力市场化改革究竟应该向哪个方向、沿什么路径推进仍存在较大争议,甚至仍有反对市场化改革之声。本文以电力市场模式为切入点,简要地表达几个关于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观点。

当发、输、配、售、用户,各个环节全面不满的时候,就是改革环境成熟的时候。在若干改革文件发酵一段时间后,一些试点开始渐渐颠覆人们的观念、改变人们的行为、调整利益的流向,冲突并形成彼此可以接受的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尤当注意以下几个关键:

镜像:从联产承包到县域竞争助推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历史性转变

1 电力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市场化

1.发现价格

任何一场改革,总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依稀看到演化镜像。四十年来,我国围绕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以县域竞争为引擎,依托制造业的繁荣,带动了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历史性转变。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形式,改变了土地要素的分配标准,打开了劳动力要素向工业领域流动的闸门。分税制改革引发的县域竞争,形成了“比学赶帮”的集体习得,借助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工业体系得到充分而难得的历练,中国升级为世界的工厂,中国人民逐渐富了起来。然而,能源资源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粗放的开发利用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电力体制需要深化改革,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内生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推动的根本趋势。

价格高估,要素扭曲,是因为缺乏高效的发现环节。通过激励结构,挖掘人们发现的渴望,这是改革的动力。

使命:电力市场改革是启动电力智能革命的重要引擎

改革开放以后,电力行业投资不足与国民经济电力需求强劲共同催生出以促进电力投资为导向的电力发展模式,以及适应这一导向的传统电力体制。改革开放40年时间里,电力体制形成了一套适应电力行业与国民经济互相促进的强容量激励机制。计划电量和管制定价的组合为电源和电网投资提供了稳定的投资激励,庞大的市场空间则给予发电和电网企业以挖掘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空间。在这些条件下,大机组、大电网的技术路线是各类电力企业的一种理性选择。这种体制及体制下的企业行为所形成的直接结果是,电力投资长期快速增长、电力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国民经济发展得到有力支撑。概括而言,传统电力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表现为一种“总量保障”型特征。

2.理解改革

今后较长一个时期,能源资源优化配置,将成为助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重要力量,而电力作为融合人类动力源与智力源的重要桥接力量,将在助推我国从富起来向强起来伟大跨越中发挥重要的历史性作用。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社会发展动力的替代期,也是大国更替的窗口期。过去三百年,以蒸汽机、电动机为代表的两轮能源变革驱动的技术革命,实现了对人类动力源的全面替代,也相继塑造了英国、美国的大国地位。我们正处于信息变革驱动的技术革命,正在迎来对人类智力源的全面替代。电力既是能量载体,也是信息的载体,由电力与电子融合的泛电力网,是动力与智力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电力智能革命,将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彰显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电力市场改革是启动电力智能革命的重要引擎,承担着将智能决策植入工业体系、用绿色能源升级工业文明的历史使命。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电力行业和电力体制的“需求层次”也在提升,经济结构调整使得一些传统用电大户难以再成为电力需求的强劲增长源,同时也使电源和电网既面临已有投资的回收问题,也面临新投资风险的增大问题。总量保障已经不构成一个突出困难,提升结构性的配置效率则成为当务之急。形象地说,就是让最有效率的企业获得市场,让最有效率的用户获得电力,以此来提升电力行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因此,电力体制改革已经随着经济发展而进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

改革不是规划,不是画条直线,按部就班。而是划红线,定边界。在红线边界内,形成要素漩涡,吸引人才资本集聚,积蓄力量。改革不是手术,不是静态的病例对标,圈定病灶,麻醉下刀。而是攻守互换的动态斗争,任何一次行动的宣示,都会引发针对性的防御,由此需要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斗争,由此需要革命。

方位:三轮改革任务交叉叠加是我国电改的历史方位

构建“质量提升”型电力体制的根本方向是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总量保障”型电力体制发挥作用的逻辑是有容量就有电量,这虽然能够为容量投资提供强大激励,但计划电量和管制定价的科学合理决策本身就是一个难题,政府有形之手在优化电力资源配置上已经捉襟见肘。总量虽然可以保证,但运营效率缺乏约束,投资激励被扭曲(实际上过度强化投资激励);同时在管制定价之外,政府还经常采取计划性的容量调控政策,直接控制电力产能(比如上大压小,关停小火电等),这就导致总量增加与结构优化难以兼得。问题根本上归结到政府主导的计划体制在保障容量的同时牺牲了太多的效率。

  1. 体察国情

我国电力市场改革是全球电力市场改革的一个局部战场,是一场多项历史任务的并行革命。过去全球经历了两轮电力市场改革,正在经历第三轮电力市场改革,改革的整个历程就是自然垄断属性不断弱化的过程。第一轮电力市场改革,是由技术进步引发了发电侧的激烈竞争,打破了发电厂与输电网的纵向垄断关系,产业上游呈现“厂网分开”的态势。第二轮电力市场改革,技术进步推动了信息成本的不断下降,售电侧的竞争不断加剧,用户侧开始增加自己的选择权,部分环节的交易成本开始小于组织成本,竞争性环节与自然垄断性环节逐步分开,呈现出“网运分开”的特征。目前正在经历第三轮电力市场改革,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进步,一些靠近用户侧的分布式能源,可以不再借助长距离的电网输送,直接在用户侧实现自产自销,呈现“脱网运行”的苗头。我国自1985年集资办电,开启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目前已经完成厂网分离的任务,主辅分离的任务尚未完全完成,“网运分开”的任务正在推进,即已面对可再生能源大规模进入的挑战,将不得不面临多重任务的并行攻坚,这对我国的电力市场化改革提出了重大挑战。当前的改革,务必充分认清这一历史阶段的最大实际,才能够更好地看待及处理当前改革中的问题。

电力市场化改革是针对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电力市场的逻辑是通过市场竞争来向各类主体传递准确的经济信号,形象地说,就是让市场主体彼此之间更加清楚企业能做什么,用户需要什么,本质上就是让电力行业更加适应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市场在生产效率、配置效率和投资效率方面的优势,已经为我国40年来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历史所证明,现在已经到了深入电力体制改革进程的阶段。

多年孱弱的监管,粗放的扩张,加之扭曲的价格,持续推高了供给的成本。十几年间,整个链条相依而生,价格洼地一但发现,十年淤积的利润,短期内释放,诱惑巨大。一个合格的市场主体,需要习得技能,懂得生存。一个成熟的企业,需要斤斤计较,逐利而生。在短期红利释放的过程中,构建新的激励结构,这是国情特色。

目标: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与市场体系

2 正确理解并接受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1. 避免炒作

本轮电力市场改革设定了清晰的改革目标,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所谓市场结构,是尊重自然垄断属性逐步弱化的发展规律,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架构,划定明确的竞争边界,逐步将垄断性环节与竞争性环节相分离;所谓有效,是要有经济效率,也要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围绕深化区域电网建设和输配体制研究,有序推进三放开、三加强、一独立。政府放得开,市场要接得住,服务也要跟得上。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深化价格改革,均对电力产业组织中的垄断性环节给予了明确界定,划出了竞争的边界,并配套相应的监管模式及监管能力。特别是注重信息披露在社会监管中的作用,让信用机制在市场中作为重要的一个支柱,使得信息成为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

让市场在电力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通过竞争发现价格,通过价格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竞争性电力市场首先要改变电价不能准确反映成本,不能合理传导成本的局面。担心成本传导和价格波动是首先要克服的心理。诚然,国外许多成熟电力市场在引入竞争后,都出现了价格剧烈波动或快速上涨,这就更容易引起国内决策者的担心。

资本逐利,一哄而上,加之法律灰色地带,难有绝对公平的分配标准。借助媒体渲染,乱象丛生。改革者务实发力,如过早喧嚣尘上,易被扼杀在萌芽。

路径:三类引领型实践已演化出协同进化的历史进程

这个“问题”是否真是问题,需要辩证看待。首先,价格波动是竞争发挥作用的体现,建立电力市场首先要接受电价波动。决策者真正应该担心的是价格的不合理波动,而这需要完善事前市场设计,加强对滥用市场势力行为的监管和反垄断执法,而绝非事前就扭曲市场设计,甚至放弃市场或变相强化计划。其次,国外成熟电力市场中出现的电价上涨往往是上游原料价格波动所引发,而不能简单认为是电力市场本身的问题。将上游价格波动传递给终端用户,恰恰是电力市场发挥作用的体现。上游原料价格如果存在不合理上涨,那么应在上游市场中解决,而不能让电力市场去消化。再次,由于长期的用电模式和用电习惯,社会可能会对电价波动产生抵触心理,甚至形成阻碍力量,但这涉及到理顺价格机制的方式和节奏,而不是该不该推进电力市场化,毕竟这涉及到一个局部和全局、短期和长期利益的根本权衡。

  1. 把握方向

各地结合实际,积极开展首创实践,探索出了多种可遗传的“变异”。电力市场化改革的三类引领型实践分别形成了侧重综合性改革、清洁能源消纳、过渡承接的不同历史定位。这三类典型实践在市场结构、市场主体、市场秩序等层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挖掘出了改革的成本洼地,形成了改革的激励通道,吸引并汇聚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在电力负荷区,广东曾在电量难以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利用差价返还系数建立了助推出清的机制,释放出巨大的市场红利,随着统一出清机制的不断完善,供需电量规模不断放大,市场逐步进入了良性发展阶段。在可再生能源富集区云南,作为电力市场改革的小岗村,双边交易规模逐步放开总量,不断降低市场出清成本,特别是随着信息的有效配置,撮合交易和挂牌交易可升级为连续竞价交易,进一步提升了交易效率。在中部地区中,重庆囿于市场容量且结构集中,尚未展开大范围的交易试点,但结合自身情况探索四网合一,探索建立监管标尺,将在增量配网领域提供一个难得的试验平台,并为改革全局打造一杆输配电价的“公平秤”。总之,三个区域的各类经验正在竞相迸发,相互借鉴,云南与广东已经形成了协同进化的一对进化主体,重庆及其他各地的很多实践已经或者正在加入这条协同进化的历史洪流。

另一方面,电力市场作为未来能源系统的核心,电力市场化改革会对相关能源市场,尤其是化石能源市场化进程起到促进作用。还原能源商品属性要求抓住电力市场化这一主要矛盾,最基本的一点是允许并让电价动起来。

理解商品、尊重电力、敬畏风险。把用户从羊群转为上帝;把电力回归商品;把价格放给市场;把社会责任政府兜底。

前景:嵌构市场是应对不完全信息挑战的必然选择

3 实现批发与零售之间的有效衔接

  1. 培育主体

市场不是无序的自由,不完全信息导致不完全合约,产生剩余控制权,进而形成依存结构,并外化为一种平衡关系。改革的演进,就是从一种依存结构演化为另一种依存结构,在外表现为从一种平衡迈向另一种平衡。过去的一种旧平衡是:政府依据全局信息统一决策,倚重行政手段,调整牌照、电量、电价,进而稳定发电企业、电网企业与用户利益关系的静态平衡。未来的一种新平衡是:在政府限定的边界下,发电企业、售电企业根据市场信息分散决策,为用户提供低成本高品质的服务,获得竞出优势,进而形成各市场主体有序进入与退出的动态平衡。电力市场天然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市场,需要通过骨架结构,嵌构市场体系,以削弱不完全信息的负面影响,通过稳定的骨架结构,设定价格信息流动的边界,引导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形成有序竞出的良性机制。此前所出现的发电权交易、差价返还系数等一系列中国式改革探索,均是这一骨架结构在市场中的映射体现。改革的阶段性决定了改革的局限性,也决定了这些骨架结构的基本形态及功能。各地在有限的边界内进行适合本地特点的改革探索,并不断反馈借鉴、逐步拓展实践的边界,最终汇聚形成改革发展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的历史洪流。

构建竞争性电力市场,重点应放在批发环节。现货和中长期交易都是批发市场设计的基本内容;批发与零售市场的有效衔接是批发市场平稳运行的基础,正因如此,经济学家相对更强调批发市场的概念。

市场结构形成过程中,更需要的是理解市场的人、摸索规则的人、遵守规则的人。让这些人能得益,有钱赚,形成示范。

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的关系和安排对批发市场的构建具有关键性影响。批发市场解决的是系统层面的配置问题,而中小型用户的配置问题则涉及到零售市场的市场设计和规制政策。零售市场的作用是将批发市场发现的价格信号传递给终端用户,如果能传递,那么适宜引入竞争,现货市场发现的价格也更有意义;如果不能传递,那么就需要规制政策发挥作用,比如二部制的零售定价等。另一方面,零售市场的改革政策会影响着批发市场的构建,不仅直接决定了批发市场的买方主体是否具有生存空间,更影响着批发市场中现货市场的运行效率。

  1. 习得经验

忽视批发与零售的衔接,批发市场难以有效地建立和运行。众所周知,加州电力危机原因之一就是批发与零售电价间的传导机制不畅,但我们目前还看不到此轮改革中批发与零售电价机制的衔接。终端电价的变化更多体现在“市场化交易”和指令性降价上,但现货市场改变了批发层面竞争方式后,零售环节的价格传递就将成为一个现实的困难。批发层面虽然在推动多种电量交易方式,零售层面也放开了部分用户的选择权,但之所以取得这些进展,是因为电量降价的大趋势(以及指令性降价措施)掩盖了机制衔接的迫切性。此外,由于缺乏对批零关系的正视和理顺,交叉补贴问题也被置于了错误的解决环节之中。总之,如果现货市场实质运行,那么零售电价规制政策必须重构才能承受现货之重。

没有反复,就不会习得。在报价中,寻找价格洼地。在合同中,学会风险管理。

此外,目前售电侧放开形成的零售市场格局也给电改造成一个现实困难,即如何协调推进批发竞争与零售竞争。这给我们的市场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给规制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何况这是在纵向组织结构未清晰划分电网环节与竞争性环节的基础上推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电力市场建设不自觉地选择了一个难度系数最高的动作。正因为如此,笔者一直强调,必须要从结构重组的角度审视我们的电力市场化改革。

  1. 接受伤痛

4 理解作为起点的传统电力体制特征

没有伤痛,就不会有战友。用伤痛唤醒斗志,在伤痛愈合中形成规则。

中国构建的竞争性电力市场是要从强容量激励机制逐步转化为竞争性电力市场。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是选择市场模式和进行市场设计的重要决策维度,遗憾的是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是否选择纯电能市场,如何引入容量市场和容量机制,应成为现货市场设计的基础设计元素。对中国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如果市场模式直接放弃容量激励因素,那么发电企业面临的“搁浅成本”风险将会急剧增加,改革阻力无形中已经被最大化。因此,中国的市场模式选择必须考虑如何保留容量激励因素,这就在实际上降低了市场模式直接采用纯电能市场的可能性,同时也决定我们应该选择包含容量支付的市场设计。巨大的跨度容易引发过度的改革风险,这一点似乎仍被现货试点设计者所忽视。

  1. 呵护勇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所推进的主要市场建设方面的内在不一致性。一方面,为什么现货试点设计者会优先考虑纯电能市场?我们的市场建设是以放开计划电量,推动中长期电量交易为重点的。后面还会提到,中长期交易实际上是一种缺乏现货价格基准的电量交易。对电厂而言,交易价格是包含投资成本的长期平均成本或长期可变成本。所以说,容量激励因素在中长期交易中得到了保留。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发电侧并未充分理解现货市场对其成本回收的深刻影响,现货试点设计者也感受不到可能造成的容量成本回收问题,从而把容量保障的问题放在次要位置,先电能,再容量。不过在现货市场运行之后,现货与中长期交易之间套利机制将会很快压低中长期交易价格,从而消除现有中长期交易中的容量激励因素,这是一个风险因素。有现货方案也提出容量市场的设想,但也低估了容量市场设计的难度。

自古改革者,少有善终,一损俱损。宏观经济亟需矫正要素扭曲,电改成败牵动发展的引擎。要悉心呵护勇者,形成集体,互相帮扶,滚动修正,日趋理性,将电改作为当代电力人的集体杰作,才不枉费当下的时代。

尽管计划电量制存在明显弊端,但也有可取之处。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面临的改革压力与国外不同,国外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激励电力投资,但中国却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因为电源相对过剩便忽略容量激励,则是我们改革面临的一个“陷阱”。这个陷阱主要体现在对现货模式的选择上。实际上,现有现货试点方案在根本上受到传统特征和现有改革政策的制约,导致一些“先进”方案的现实可行性实际上非常之低。因此,现货市场方案的选择,必须从一开始就必须把容量机制考虑在内,这是市场模式选择的标准之一。

10.习得反刍

5 理解电网环节对市场模式选择的影响

在系列改革文件规范出的框架下,暴风雨渐渐冲刷出春泥覆盖的改革路径。为规避复杂议事流程,地方会出现大量的选择性实践。这些实践的快速推进。一方面,通过暴利与伤痛,凝聚了大量共识,形成一批回归改革路径的生力军;另一方面,难免会夹杂着计划体制的碎片,消化不良,积累着日后的反刍成本。经历伤痛,收获懂得,硝烟散去,人们静坐下来,细细反刍,再次斗争,在循环往复中,迈上改革路径。

输配电价和电网体制改革对市场模式有根本性影响。在这一点,国内存在许多误解,比如很多人认为电网企业就是收“过网费”,粗略一看并无问题,但不同的理解方式是会产生不同的改革思路。现有输配电价政策与电量配置相适应,仅仅是搭建起一种过网交易模式。这种过网交易相对于计划电量分配具有一定灵活性,可以针对部分市场主体展开,但也正因如此,这种交易并不体现电力系统的技术特性,也无法发挥真正发现电价的真实价格。

构建竞争性电力市场要更重视“系统运营”的概念。电网只是物理平台,真正支撑电力市场交易的是依托于物理平台的各类系统运营功能。电网收钱不是因为建了电网,而是实现了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更进一步,构建电力市场根本上是要确保系统运营具有“竞争中性”,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在电网体制上所做的各种调整,比如纵向和横向的结构重组(像网运分离、调度独立、交易独立等)。

现有的输配电价和电网体制已经影响到市场模式的选择。比如主张双边交易的观点会发现,所谓的双边只能是电量的协商,如果要拥有自主调度权,那么电网面临的系统运营压力将会继续增大,从而产生矛盾;主张先进节点定价的观点会发现节点电价根本难以发挥结算作用(将阻塞剩余返还交易双方又会扭曲报价激励)。那是否存在一种适合目前形势的更合理的市场模式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对电网环节进行必要但较小的结构性改造基础上,保留电网企业现有权力配置,依托已经形成的电力交易中心(相比现状加入短期交易),实现系统层面的电力库交易。简单说,就是将计划电量的分配方式转化系统层面的曲线交易(短期实物交易,不考虑网络约束,电网负责阻塞管理)。这种安排明显不是一种完美的设计,但却是能够最大限度包容现有输配电价和电网体制的一种选择,且具有极大的延展性。

6 理解现货市场的基本作用方式

与上一条相联系,现货市场的设计应选择简单稳妥的方案。这里不再赘述现货市场的作用,但要强调一下现货市场的基本使用方式。现货市场的直接结果是使电价能够反映不断变化的供求条件,相应地现货价格也会不断变化,简言之,现货的作用就是让电价动起来了。当然,现货价格能够做到更加准确,发送电力的位置价值信号,不过这是一个如何动的问题。分清这两个层次,对于选择可行的方案至关重要。

www.bifa740.com,在中国现有的制度、结构和既有改革政策下,让电价先动起来,比直接选择“先进”的波动模式更加可行。有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的系统运营技术系统不改造就不支持现货交易,所以要先建系统。但实际上这很难站住脚,本质上是预想了一种“先进”的现货市场。有效电价确实应该传递出体现位置信号,但对中国而言并非最迫切。让系统具有“节点”特征也只能体现在调度上,问题是如果无法按节点电价结算,那么节点调度的效率能保证吗?最终仍由电网消化阻塞管理的任务,市场主体行为被扭曲,相比于不考虑网络约束的简单匹配,能提高多大效率?有现货试点中区域内网络阻塞不严重,那么问题在于,既然不严重,采取节点调度的价值究竟有多大?当然,单就技术水平而言,节点调度肯定代表更先进的系统,但对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革而言,这是一种舍近求远、困难重重的改革思路。

对中国而言,现货市场的主要效果更应体现在现有基础上提升电力供给侧的效率水平,并对投资提供竞争约束和价格引导,这种作用并不必然需要节点电价。笔者最推崇PJM市场,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了解如何才能正确地向更先进的市场模式过渡。工程师往往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但这种想法并不现实。更何况节点电价要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对输配电价和电网体制协调改革,而这在现有条件下仍具有相当难度。我们不应纠结于是否要让系统具备形成15分钟或5分钟一次的调度能力,相对于一年不变的电价,即便只分为52个时段,这种周电价波动对电力资源配置也具有相当的约束力和引导力;如果采取1小时或半小时时段,那么效果会更加明显。总之,让价格动起来才是最基本的问题,这是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寄予现货市场的最现实期望,不必好高骛远。

7 理解现货市场建设与现有中长期交易改革

中长期交易的组织应该与现货市场协调推进。但目前的现实是,中长期交易已经如火如荼,而现货市场建设滞后。中长期交易名义上讲是为了形成完整的市场体系,但实际上服务于宏观经济调控的考虑更多。在现有制度安排和经济背景下,这一点无可厚非,但却给电力市场建设形成了一个客观的难题。现货市场如何建,涉及到现有中长期交易的性质怎么变,电力市场到底是采用纯双边交易的模式,还是采用全电力库,抑或是采取净电力库模式?就目前情况而言,三种选择都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在中长期交易发展方向上已经存在分歧,中长期交易下一步是应该约定曲线,还是应该转变为金融合同成为一个问题。很明显,中长期交易的性质变化会预示着不同的现货模式。

目前,现货市场构建必须要应对体量越来越大的中长期交易的性质调整,及与现货交易的衔接问题。何况,中长期交易是新型电量分配双轨制中的一轨,双轨在现货环节的衔接也成为一个问题;此外,普适性的中长期交易规则与分省区的现货试点之间,以及试点与非试点地区均存在着跨域衔接的困难。

当然,在中长期交易改革方面还面临着一个现实的调整压力,也就是电力市场化交易在宏观调控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不过对此要有清醒认识。现有中长期交易之所以能够得到推进,是因为我们既制定了输配电价,又由电网企业包揽合同执行。交易双方只就电量议价,不需考虑输电容量的配置,交易便利性得到极大增强。同时,中长期交易的价格基准实际上是长期平均或长期可变成本,且这一成本低于标杆电价,于是电厂和用户都有极大的参与激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化交易”在短期内得到极大发展,电价也下降了。但这种效果不是因为现有“市场化交易”多好,而是原来的安排太差。

值得注意,现有中长期交易规模的扩大与系统安全可靠运行之间存在内生矛盾。随着市场化电量交易规模的扩大,电网的合同执行责任越来越大,系统运营压力相应增大,因为原有的调度自由裁量权被压缩,更准确一点,调度制定短期曲线的方式受到一定约束。如果进一步推进发用曲线一致,那么若没有现货市场衔接,合同执行与系统运营之间矛盾会更加突出:合同执行要求电网让渡调度权,而系统安全可靠性会内生出限制此类交易规模的要求。这就衍生出两种不同选择。

一种是推动发用曲线一致,这就意味着选择纯双边交易或净电力库模式。这会增强对现货市场需求的迫切性。如果没有现货市场,合同执行的约束力就来自偏差考核。偏差考核标准如果采用竞争投标机制,还相对好说,但如果采用行政指定,那么发用一致所实现的配置效果,与原来相比并无本质区别。何况竞争投标式确定考核标准本身也有明显缺陷,比如英国电力市场。这也就意味着要推动发用一致,必须先建立现货市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如果要推进发用曲线一致,就直接要动调度体制,但这显然有难度,因为根本上涉及到电网体制改革;二是发用电一致观点也违背电力物理性质,发用一致仅仅是假设的合同路径,计划下如此,市场下亦如此。

另一种控制现有中长期交易规模,这就意味着选择全电力库,或净电力库,以现货市场建设带动中长期交易性质转变。实际上,大规模中长期交易从市场建设角度来说没有任何必要,因为这不过是在用“命令式竞争(OrderedCompetition)”来实现一个电量的再分配,跟电力竞争的秩序(CompetitiveOrder)相去甚远。现货建立起来,计划电量的性质必然要变,根本没必要先改变电量分配方式,再改变电量交易的性质。即便出于服务经济发展的短期考虑而推进中长期交易,从长远来看,控制交易规模也是必然。更何况,如果不控制会给未来市场建设带来改革风险。如前所述,现有中长期交易保留了容量激励因素,如果现货真正运行,内嵌容量激励消除,那么除非有新的容量保障机制及时到位,否则现有中长期交易规模越大,引发的过渡难题就越大。

8 理解具体现货模式的作用方式

现货试点推进过程往往遇到许多现实困难,这里仅谈一下电源类型的同平台竞争和价格上限的设定。现货市场的价格信号不仅引导电源投资水平,还引导电源结构,也就意味着不同电源类型必须同平台竞争。设计者应该担心的是市场设计,而不需要替特定电源类型企业考虑能否在竞争中存活,不必越俎代庖。比如有观点担心气电成本高,在引入现货后难以生存,但实际上,只要系统安全可靠运行需要,气电成本再高也会在市场中占有份额。如果不能生存,那么意味着市场和系统运营不需要。当然,气电相对于煤电具有环境优势,但这种优势是应该体现为气电的额外收益,还是应该体现为煤电的环境成本,也不是现货设计者要考虑的。现货设计者就是要搭建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设计者往往不愿意设定较高的价格上限。对此可从两个层面解释。第一个层面是如何理解价格上限。现货价格上限并非传统意义的价格规制,而是融合系统可靠性和投资激励的综合决策。直观一点,这个价格上限是为尖峰机组设计的,是为保障系统可靠性而设计的,不是为了控制价格水平。理论上,价格上限要根据用户可靠性偏好来确定,但这太难了,只能用可靠性的技术指标来代理,再反推上限价格,不过实际上,价格大概上涨到一定水平(比如10000美元/兆瓦时,有容量市场时可能只需要1000)时就足够用了。或者说,逻辑是个科学性问题,但实操又是个艺术性问题,但本质上,一个真正的现货价格上限的设定理念是因为无法确定要多高,所以要设定得足够高;而国内对现货价格的理解则反其道而行之,价格上限不能让价格涨得太高。

第二个层面解释现货设计者应如何理解设定上限后出现的价格。现货会带来价格波动,有时会达到上限水平,但上限价格是否值得担心?大可不必,首先,对市场主体更有意义的是一段时期的平均价格,短时高价会被消弥在平均值中,没有投资主体会因短时高价而盲目投资,反而是用户会因短时高价而优化用电行为。如果市场供求整体宽松,那么高价格时段非常有限,设定高上限并不意味着必然出现高价。当然,还有个现实的考虑可以理解,就是市场势力。如果设定高上限,那么市场主体就有激励使用市场势力。在监管体制、手段和能力比较匮乏的条件下,设计者容易通过事前规则设计来回避这种风险。不过低价格上限也在根本上限制了报价机制的设计,从而在开始时就扭曲了市场主体的行为方式。很难想象这种设计下的现货市场该如何运转。

设计者往往把这些因素作为市场设计的边界条件,是因为确实面临现实的约束。但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或底线是,不应在市场的关键特征上妥协。问题往往还在于,一个妥协要产生一串妥协,最终的市场也就难免一声叹息。针对这里分析的两个问题,思路很简单,将价格上限至少设定在气电成本水平。能否做出这个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考验市场设计者是否真正理解和信任市场。

9 推进科学电力市场模式的探索

电力市场不同于其他商品市场,至今还没有哪个竞争性电力市场不是设计出来的,这也是电力市场的难度和魅力所在。笔者从几个方面简要说明了市场模式选择所要注意的问题,尤其其中几项仍未得到足够重视,并强调市场模式的选择需要系统思维。要真正的形成电力市场模式的选择方案,仍需要深入的研究,当然现实政策往往涉及到科学性与艺术性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但以科学性和原则性为前提,则是保证市场成为真正市场的前提。

现有的电力市场建设仍未形成内在一致的政策体系,特别是工程思维主导特征明显。比如现货试点往往被先入为主的模式主导,从而使改革侧重点往往置于技术层面,回避了许多体制改革内容,导致偏离合理路径。从现有披露的试点方案来看,整体特征体现为有“现货”之形,无“市场”之神,尚难预期有哪个方案真正具备实质稳妥运行的可行性。

不过,随着既有各项改革政策的推进,一些深层次矛盾会逐渐显现,这会促使我们改革不断向正确的方向调整。现有试点探索的作用将更多体现在“试错”上,同时局部的探索经验也只有上升到顶层设计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所以我们更要秉持系统思维的方式来认真地分析中国的电改问题及背后的逻辑,由此才能科学地选择电力市场模式及改革推进路径。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过从国际经验来看,欧洲经过三次能源法案后才逐步建立起统一电力市场(如果加上之前的欧盟条约可以算四次);美国则经历了1992能源法、96年FERC888/889法案、99年FERC2000号法案、2005能源法等重要节点,部分州或区域电力市场才逐步成熟,我们对此要有冷静清醒的认识。9号文所开启此轮电改的真正意义在于重新撬动电力市场化的进程,但道路险阻且长,在此过程中,我们除了关心能做什么外,更应该思考需要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归结到一点,我们要着眼于顶层设计和系统思维,着眼于长远,切实推动科学电力市场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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